臺灣藝術家牛俊強以錄像作品〈2018牛俊強個展〉挑戰觀看慣性。影片詳實記錄展覽籌備與布展過程,當觀眾步入展場後卻發現空無一物,迫使人重新思考:看不見,是否等於不存在?作品將觀看轉化為一場關於想像與信念的感知實驗。(鄧博仁攝)
臺灣藝術家牛俊強以錄像作品〈2018牛俊強個展〉挑戰觀看慣性。影片詳實記錄展覽籌備與布展過程,當觀眾步入展場後卻發現空無一物,迫使人重新思考:看不見,是否等於不存在?作品將觀看轉化為一場關於想像與信念的感知實驗。(鄧博仁攝)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於《黯像:看見不見》展中導入通用設計概念,透過觸覺圖像、點字與口述影像等多元轉譯方式,讓視障觀眾也能進入攝影作品之中。右側展示區提供觀眾以觸摸與聆聽重新閱讀影像,打破攝影只能依賴視覺理解的既定框架。(鄧博仁攝)
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於《黯像:看見不見》展中導入通用設計概念,透過觸覺圖像、點字與口述影像等多元轉譯方式,讓視障觀眾也能進入攝影作品之中。右側展示區提供觀眾以觸摸與聆聽重新閱讀影像,打破攝影只能依賴視覺理解的既定框架。(鄧博仁攝)

當攝影被視為一門以光為基礎的藝術時,人們很少去思考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無法看見,他還能進入攝影的世界嗎?正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展出的《黯像:看見不見》,正是從這個看似簡單卻極具挑戰性的提問出發。展覽由國立中興大學副教授趙欣怡策劃,集結來自台灣、日本、歐洲與美洲的藝術家、攝影師及歷史檔案作品,透過攝影、錄像、裝置、觸覺圖像、口述影像與全黑體驗空間,重新檢視攝影與觀看之間的關係。

美國攝影家保羅.史川德(Paul Strand)1931年作品〈盲婦〉(Blind Woman)。照片中女子胸前懸掛著「BLIND」字樣牌示,成為攝影史經典作品之一。策展人藉此引導觀眾反思:這究竟是在呈現一位盲人的真實處境,還是明眼社會對於盲人的觀看與想像?(鄧博仁攝)
美國攝影家保羅.史川德(Paul Strand)1931年作品〈盲婦〉(Blind Woman)。照片中女子胸前懸掛著「BLIND」字樣牌示,成為攝影史經典作品之一。策展人藉此引導觀眾反思:這究竟是在呈現一位盲人的真實處境,還是明眼社會對於盲人的觀看與想像?(鄧博仁攝)

走入展場,保羅.史川德(Paul Strand)的《盲婦》(Blind Woman)首先映入眼簾。這張攝影史上的經典作品,長久以來被視為現代攝影的重要代表作。照片中的婦人胸前掛著「BLIND」字樣的牌子,站立於紐約街頭。她的存在如此鮮明,卻又如此沉默。然而,當這張作品旁同時出現供視障者閱讀的點字說明時,一個問題突然浮現:究竟是誰在看?又是誰被看?這也是展覽最核心的提問。

二樓「凝視之界」主題,並置國際與臺灣視障藝術家作品,跨國藝術家的影像共寫,提出非視覺攝影的多重路徑。圖為203展間。(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提供)
二樓「凝視之界」主題,並置國際與臺灣視障藝術家作品,跨國藝術家的影像共寫,提出非視覺攝影的多重路徑。圖為203展間。(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提供)

在二樓「凝視之界」中的〈誰看不見?〉單元裡,策展團隊透過美國蓋堤博物館(J. Paul Getty Museum)典藏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攝影作品,回顧西方社會如何透過影像建構盲人與視障者的形象。在那些歷史照片裡,盲人往往被塑造成流浪樂師、乞討者、受救助者或等待憐憫的人。墨鏡、手杖、引導者與胸前的標示牌,成為辨識他們的視覺符號。攝影於是成了一種權力。鏡頭不只是記錄現實,同時也參與了現實的建構。甚至如保羅.史川德等現代主義攝影先驅,曾使用偽裝鏡頭拍攝街頭人物,讓被攝者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鏡頭中的對象。這些影像讓觀眾不得不重新思考:當攝影剝奪了被攝者回望鏡頭的能力,我們看見的究竟是盲人的真實人生,還是明眼社會對於盲人的想像與投射?正如策展人趙欣怡在展覽論述中所指出的,《黯像:看見不見》並非只是重新觀看盲人,而是在追問視覺文化如何塑造了我們對「看見」的理解。

藝術家汪正翔以AI轉譯眼底攝影影像,創作〈我有一個不好的消息〉系列。原本用於診斷疾病的醫療影像,化為充滿美感的抽象畫面,模糊了藝術與醫學、美感與病徵之間的界線,也讓觀眾重新思考:當我們凝視一張影像時,究竟看見了什麼?(鄧博仁攝)
藝術家汪正翔以AI轉譯眼底攝影影像,創作〈我有一個不好的消息〉系列。原本用於診斷疾病的醫療影像,化為充滿美感的抽象畫面,模糊了藝術與醫學、美感與病徵之間的界線,也讓觀眾重新思考:當我們凝視一張影像時,究竟看見了什麼?(鄧博仁攝)

展覽精彩之處,在於它沒有停留在歷史回顧,而是不斷把問題拉回當下。藝術家汪正翔的《我有一個不好的消息》便是一例。作品源自藝術家童年接受眼科檢查的記憶。當強光照射眼球、頭部被固定在儀器前,耳邊充斥著聽不懂的醫學術語時,那種「看不見卻被觀看」的焦慮,成了創作的起點。汪正翔利用AI將眼底攝影轉譯為一系列色彩絢麗的抽象影像。觀眾最初看到的,是美。然而當得知那些畫面其實來自眼球病變的醫療影像時,觀看經驗立刻產生動搖,原本令人愉悅的色彩突然變得令人不安。藝術家巧妙地讓觀眾陷入與病患相同的處境——你以為自己看見了,卻其實不理解自己正在看什麼。這件作品所挑戰的,不只是影像本身,而是觀看背後的知識權力。我們以為眼睛看見了,就代表理解了;但許多時候,真正的盲點恰恰來自自以為理解。

三樓「無視之覺」主題,展出攝影中心典藏,反思「障礙」僅是生理缺損,還是社會環境與制度共同建構的產物。圖為303展間。(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提供)
三樓「無視之覺」主題,展出攝影中心典藏,反思「障礙」僅是生理缺損,還是社會環境與制度共同建構的產物。圖為303展間。(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提供)

來到三樓,展覽開始從「觀看」轉向「感知」。在「觸覺信號」單元中,牛俊強、江昱呈與王永安的作品共同構築出一個以觸覺為核心的世界。令人難忘的,是牛俊強的大型牛皮作品。藝術家曾於台灣盲人重建院擔任志工,期間邀請十二位全盲視障者描述他的長相。這些描述不是來自視覺,而是來自聲音、氣味、身高、步伐、說話方式,以及身體移動時留下的感受。最後,藝術家將這些描述轉譯為點字,打在與自己等高的巨大牛皮之上。那些凸起的點字,遠看像古老地圖,近看則像皮膚上的疤痕與記憶。牛俊強曾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看不見的人也會對他人的外貌產生好奇與慾望,那麼他們是如何理解「美」的?這個問題其實不只是問視障者。它同時也在問每一位觀看作品的人。因為我們太依賴眼睛,以至於忘記了身體原本就擁有其它感知世界的能力。

鄧南光鏡頭下的〈盲女曲〉記錄戰後臺灣街頭以演唱維生的視障女性。不同於西方早期將盲人視為被救助對象的影像傳統,作品呈現出臺灣在地社會中的勞動身影與生命韌性,也見證了視障者在社會中的真實存在。(鄧博仁攝)
鄧南光鏡頭下的〈盲女曲〉記錄戰後臺灣街頭以演唱維生的視障女性。不同於西方早期將盲人視為被救助對象的影像傳統,作品呈現出臺灣在地社會中的勞動身影與生命韌性,也見證了視障者在社會中的真實存在。(鄧博仁攝)

展覽後段的「障礙社會」單元,則把視角從個人身體推向整個社會結構。從張乾琦《鍊》系列中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紀錄,到侯淑姿關於性別與身體政治的探討,再到臺灣盲人按摩制度的歷史影像,展覽梳理了台灣社會面對障礙者的治理邏輯與文化再現。其中最重要的觀點,是近年障礙研究所提出的「社會模式」。當公共空間缺乏無障礙設施,當教育與工作機會受到限制,當制度與文化始終以「正常人」作為唯一標準時,障礙便被不斷生產出來。換句話說,許多時候真正需要被修正的,不是身體,而是社會。展覽提醒觀眾反思:我們是否習慣將障礙視為個人的問題,而忽略了環境與制度本身所造成的限制?

如果說《黯像:看見不見》最大的價值是什麼,或許不在於展出了多少重要作品,而在於它嘗試實踐另一種博物館的可能。文化部長李遠在序文中指出,本展導入「通用設計」理念,透過觸覺圖像、口述影像、立體觸覺圖與多元轉譯技術,打破攝影只能透過視覺閱讀的既定框架,讓藝術成為所有人都能參與的文化經驗。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陳貺怡則認為,博物館不應只是展示作品的場所,而應成為真正友善且平等的文化空間。此展最動人的地方,或許並不在於這些技術本身。而是在於它讓人意識到:所謂的文化平權,不是為少數人額外增加服務,而是重新思考藝術究竟該如何被理解。

當視障觀眾透過手指閱讀照片;當明眼觀眾走進全然黑暗的「黑箱作業」,失去視覺依靠,只能透過聲音、空氣流動與身體感知辨認方向;那一刻,兩者之間的界線忽然消失了。沒有人是被照顧的人。也沒有人是施予理解的人。大家都只是重新學習如何認識世界的人。

《黯像:看見不見》談的表面上是視障者,但更深層的對象其實是每一位自認看得見的人。在這個影像鋪天蓋地的時代,我們每天觀看無數照片、影片與訊息,卻未必真正理解他人的處境。我們相信眼見為憑,卻忽略了偏見常常就藏在觀看之中。於是展覽最後留下的,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提醒:真正的看見,不一定來自眼睛。有時候,它來自願意放下既有的判斷;來自願意伸出手,觸摸另一種感知世界的方法;來自願意承認,自己其實也有看不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