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元祖的吶喊!楊元鈴:影像不只是敘事 而是存在狀態

2026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開幕前,與客席策展人楊元鈴相約在嘉義市立美術館附近的一間咖啡館見面。午後微風帶著初春氣息,街道顯得格外安靜。面對鏡頭時她笑說自己其實不太習慣拍照,略帶靦腆地比出「耶」的手勢,但當談話回到影像與藝術,語氣立即變得清晰而沉穩,談論從1960年代前衛電影、垮世代文學,到媒體轉換、AI影像時代與觀看哲學,一層層展開。對楊元鈴而言,影像不只是電影史中的一段脈絡,而是一種持續在不同世代之間被重新理解的觀看方式。
今年影展中由楊元鈴策劃的單元「跨域元祖」,聚焦1960年代美國前衛電影導演 Ron Rice 的三部作品。Ron Rice 對台灣觀眾而言相對陌生,他29歲即離世,留下的作品數量不多,卻在美國前衛電影史上占有特殊位置。這些作品並非主流影像體系中的創作,而更像是創作者與自身生命狀態之間的對話。Ron Rice 所處的年代與文學史上的「垮世代」(Beat Generation)幾乎同步,與 Jack Kerouac、Allen Ginsberg 等作家共同構成反傳統、反體制的文化氛圍,那是一個在戰後資本主義與保守主義逐漸形成主流的年代,一群藝術家透過流浪、即興創作與個人經驗的書寫,試圖重新尋找生命與創作的核心價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詩人 Allen Ginsberg 於1955年發表的長詩《嚎叫》(Howl),詩句開頭便寫下:「我看見這一代最優秀的心靈,在瘋狂中被摧毀。」這句近乎吶喊般的詩行,道出了那個世代對社會秩序與精神壓抑的深刻反思,也成為垮世代文化最鮮明的象徵。文學中《在路上》或《嚎叫》仍保留某種敘事輪廓,而 Ron Rice 的影像則更為直接地呈現那個世代的精神,影像不再只是敘事工具,而成為一種存在狀態的紀錄與實踐。


Ron Rice 的生命經驗同樣具有傳奇性。長期過著接近流浪者的生活,創作並未依附於主流電影工業或穩定的製作體系,因此常被形容為「實驗電影界的流浪者」,影像與生活幾乎沒有邊界,創作與生命互為延伸。這種狀態使得作品帶有極強的私密性,也使影像逐漸發展出後來所謂「日記電影」與「私電影」的創作脈絡。Ron Rice 的作品經常刻意打破既有影像語法,即使在前衛電影體系中仍顯得難以歸類,有些片名甚至更像是一種聲音或象徵性的存在,如同佛教或印度傳統文化中所說的「mantra」(真言),其意義不在字面,而在於透過聲音或影像所召喚出的感知狀態。若以今日語言來說,那是一種以身心感應影像的創作方式,觀看時必須暫時放下理解故事的慣性,而以感知進入影像本身。
當這些1960年代的作品被重新帶回今日觀看時,其意義不只是電影史的回顧,更與當代影像處境形成一種對照。從膠卷時代到數位影像,再到AI生成技術的興起,媒體轉換不斷改變創作與閱讀影像的方式。每一次技術更新,都會重新塑造觀看與思考的邏輯。影像在今日幾乎沒有門檻,手機拍攝、社群媒體與AI生成影像,使影像成為日常溝通的語言,但真正需要被追問的反而不是媒材,而是內容本身——當影像可以被大量製造時,創作者與影像之間的關聯究竟是什麼,影像想要表達的核心又在哪裡。這樣的問題其實早在五、六〇年代的前衛藝術家之間就已經被提出,只是當時的媒介是8毫米膠卷,而今日則是數位影像與AI生成工具。
談到觀看藝術的方式時,楊元鈴反而提出一個簡單卻深刻的觀點:看電影不一定要「看懂」。影像的魅力往往存在於某個瞬間,一個畫面、一段節奏、一種難以言說的感受,而那個瞬間同時屬於創作者與觀眾。每個人帶著不同生命經驗進入影院,因此同一部電影帶來的感動與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在觀影過程中感到困惑、睡著或無法歸類,也都是觀看經驗的一部分。那些片段、感受與偶然,都會構成那一次看電影的經驗,而那樣的經驗本身就是美好的。
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在台灣影展版圖中同樣具有某種「邊陲」氣質。與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或高雄電影節相比,嘉義影展並不依賴龐大的資源與主流電影產業,而是在相對有限的條件下發展出更自由的策展空間。這樣的空間也來自總策展人黃明川長期以來對影像創作的開放態度與信任。當邀請楊元鈴擔任客席策展人時,黃明川並未為策展方向設定過多限制,而是給予充分空間,使策展能在不同影像脈絡之間展開對話。正因如此,嘉義影展得以成為一個不急於被定義的影展場域,影像在其中既可能來自紀錄片的真實,也可能來自藝術創作的想像,兩種極端在同一空間並存,形成一條從「課題再現」到「自我再現」的創作光譜。
邊陲並不意味著弱勢,而是一種離開主流敘事的自由位置。許多今日被視為經典的作品,在誕生之初往往也是非主流的存在,而影展的意義,正是在這些不同時代的影像之間建立新的觀看方式。當觀眾走進影展,觀看的不只是放映時間中的那幾分鐘,而是一段可能被帶回日常生活的經驗。影像的意義並不完全停留在創作者身上,而是在每一次觀看中被重新生成。這樣的觀點,也與法國思想家 Roland Barthes 在「作者已死」中的論述形成呼應:作品的意義不再由作者決定,而是在觀看者的閱讀與感受中不斷誕生。當影像離開創作者之手進入觀眾的生命經驗時,每一次觀看都成為新的開始,而這或許正是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持續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