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麗路的歷史中，曾有一段短暫卻極具時代象徵的改名經驗。二戰時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高漲，殖民地臺灣的社會氣氛也逐漸轉向「去西洋化」與皇民化。原本充滿西洋音樂意味的店名「ボレロ(Bolero)」，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因帶有洋名色彩而顯得不合時宜，於是曾短暫改名為「ミナミ(MINAMI)」。這個改名，表面上只是店名調整，實際上卻反映了戰時臺灣城市文化的壓力。1930年代的波麗路，本來正是大稻埕摩登生活的代表：喫茶、唱片、撞球、西餐、沙龍與洋風設計，共同構成台北人對現代文明的想像。然而進入戰爭時期後，這些「西洋」符號逐漸受到限制，店名、廣告語彙與公共空間的表現，都必須配合時代氛圍而有所調整。

二戰時期的波麗路，不只在店名上曾因「洋名」不合時宜而短暫改為 「ミナミ(MINAMI)」，其保存資料中也可看見當時戰爭宣傳滲入日常生活的痕跡。昭和十二年「ボレロ倶樂部」通知開頭即寫道：「北支に上海に皇軍武威を輝かし連戰連勝御同慶に存じます」，意即皇軍於華北與上海大展軍威、連戰皆捷，謹致同慶之意。這類語句顯示，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即使是喫茶店增設撞球部的活動通知，也必須置入符合軍國主義氛圍的開場語。同樣地，波麗路早期室內照片中也可見「出せ！一億人の底力！」等戰時標語，意思是「發揮一億人的全部力量」。這句標語是日本戰時動員語彙的一部分，強調全體國民必須共同奉獻、支持戰爭。當這樣的標語出現在餐廳牆面或生活空間中，便說明戰爭宣傳已不只存在於報紙、學校與官方場合，而是深入咖啡館、餐廳、街道與市民日常。

「ミナミ(MINAMI)」一名具有日語語境中的方向感，也帶有較符合戰時日本文化政策的表述方式。它不再像「Bolero」那樣直接指向西洋舞曲與歐洲音樂，而是以日文名稱降低洋風色彩。這正好說明，波麗路雖然以摩登西餐與音樂文化起家，卻也必須在殖民地戰時體制下調整自身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名稱一度改變，波麗路的文化核心並未真正消失。從保存下來的資料可見，店內仍延續喫茶、音樂與社交功能；戰後又恢復「波麗路／Bolero」之名，繼續成為台北西餐與文化沙龍的重要象徵。也因此，這段「由 Bolero 改為 MINAMI」的歷史，反而更凸顯波麗路的特殊性：它既承載西洋摩登想像，也見證日本戰時體制對臺灣日常生活的影響。

因此，波麗路在戰時的歷史並非單純的餐飲史，而是臺灣近代文化處境的縮影。它原本以「Bolero」這個來自西洋音樂的名稱，象徵摩登、咖啡、唱片與西餐文化；但在戰爭時期，卻必須暫時改名、配合戰時語言，甚至在文件中使用「皇軍勝利」與「一億人底力」等宣傳語彙。這種變化清楚呈現了193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臺灣社會的轉折：原本開放吸收西洋文明的都市摩登文化，逐漸被軍國主義、皇民化與戰時動員所壓縮。

也正因如此，從「Bolero」到「MINAMI」，再到戰後恢復「波麗路」之名，店名與文字的變化其實記錄了一段時代拉扯。波麗路既見證了台北人追求西洋摩登生活的黃金年代，也見證戰爭如何介入餐廳、音樂、招牌與日常語言。這些保存下來的標語、通知與廣告，不只是舊物件，更是理解臺灣如何在西洋文明、日本殖民與戰爭體制之間擺盪的重要線索。

作者介紹／李東明

日本工業大學建築學博士，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總務長。著有「街屋視野」、「百年街屋」、「百年波麗路」，持續致力於家鄉守護工作。家族世居艋舺西昌街，為渡海來台第十代。父親李正義與波麗路廖賜麟董事長為莫逆，廖董也將其視如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