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麗路所藏明信片。(李東明攝)
波麗路所藏明信片。(李東明攝)

有時候,一家餐廳的故事,不只藏在菜單裡,也藏在一張小小的明信片之中。波麗路留下的這些老紙本—明信片與設計戳章就像時代的切片,讓我們看見戰後初期臺北如何一步步走向現代生活。

翻開那張印著「TEA HOUSE BOLERO」的明信片,第一眼就會注意到上面蓋的戳章,英文、日文假名與日文漢字同時出現的文字混用。「茶房」、「ボレロ」、「TEL 4477」,三種不同文字並列,不只是資訊,而是一種文化的交會。日文假名延續了日治時期的現代感與精緻印象,日文漢字代表殖民地漢人想要建立的在地身份,而英文則指向一種新的、面向世界的生活想像。

明信片上的文字,不單只是詳載資訊而已。(李東明攝)
明信片上的文字,不單只是詳載資訊而已。(李東明攝)

這樣的設計,讓不同背景的顧客都能在其中找到熟悉的符號,也無形中塑造出波麗路「高級、時髦、國際化」的品牌印象。再細看版面設計,幾何分割的圖形、流動的曲線與抽象符號,透露出濃厚的現代主義風格。這樣的設計語言,其實承襲自日治時期已引入臺灣的現代設計潮流,受到日本モダンデザイン(Modern Design)與歐洲構成主義影響,強調簡潔、結構與視覺節奏。也就是說,波麗路的「現代感」,並非突然出現,而是建立在既有文化基礎上的延續與轉化。

如果說明信片呈現的是一種想像或渴望,那麼那張黑白室內照片,則讓這份想像或渴望具體成形。照片中可見流線型的吧台、棋盤格地板、吊燈與立燈交錯的照明,以及點綴其間的室內植栽。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一種當時極為前衛的都市空間:既有西方咖啡館的優雅,又帶著日式喫茶店的秩序與細膩。人們在這裡不只是用餐,而是停留、交談、聽音樂,甚至打撞球,名片上那枚「撞球部」的小印章,正是這種複合生活的最好證明。

在波麗路所藏之明信片上,採取不同語言混用,是一種文化的交會。(李東明攝)
在波麗路所藏之明信片上,採取不同語言混用,是一種文化的交會。(李東明攝)

這樣的波麗路,其實早已超越「餐廳」的定義。它是一個沙龍,一個讓人暫時離開日常、進入現代生活想像的場所。在那個物資仍不充裕、社會尚在重建的年代,能走進這樣的空間,本身就是一種體驗與象徵。更有趣的是,這些平面設計與空間風格之間,並非各自獨立,而是彼此呼應。名片上的幾何構成與曲線,在室內轉化為吧台與牆面的造型;紙面上的盆栽圖像,在空間中成為真實的綠意點綴。這種從平面到空間的一致性,顯示波麗路在當時已具備某種「整體設計」的概念,將品牌、空間與生活方式整合為一體。

日治時期店內照。(李東明攝)
日治時期店內照。(李東明攝)

這些泛黃的紙張不只是設計作品,更是乘載了一段文化轉型的見證。從日治時期的現代設計,到戰後西方生活風格的導入,再到在地身份的逐步建立,波麗路以一間餐廳的形式,承載了整個城市對「現代」的想像。而這些細節提醒我們,所謂的經典,不只是味道,更是一種被精心設計過的生活方式。

本文文字、圖片作者李東明。(李東明提供)
本文文字、圖片作者李東明。(李東明提供)

作者介紹/李東明

日本工業大學建築學博士,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總務長。著有「街屋視野」、「百年街屋」、「百年 波麗路」,持續致力於家鄉守護工作。家族世居艋舺西昌街,為渡海來台第十代。父親李正義與波麗路廖賜麟董事長為莫逆,廖董也將其視如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