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重新翻閱波麗路留下的老菜單、商業廣告與喫茶店圖樣等日治時期的商業文案，會發現其中經常出現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裝飾與帶有植物感的抽象線條。這些現在來看都覺得相當「摩登」的設計，其實背後連結著兩場深刻影響近代世界的文化運動，也就是日本的「文明開化」與歐洲的「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

「文明開化」與「新藝術」看似分屬東亞(日本)與歐美兩條不同的現代化路徑，實際上卻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形成深刻的交會。日本明治維新後推動「文明開化」，將近代化理解為向西方學習，從制度、教育、鐵路、建築、服飾到飲食生活，全面吸收西洋文明。這種西化並非只停留在國家制度，也進入日常生活與視覺文化之中，使「現代」成為可被穿著、使用、觀看與消費的生活形式。

所謂「文明開化」，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全面推動近代化的歷史過程。自1868年起，日本大量引進西方制度與生活文化，從鐵路、教育、建築到飲食、服裝，皆強調「近代化＝西歐化」。這不只是國家制度改革，更是一場生活方式的革命。人們開始穿西裝、吃洋食、進入咖啡館與百貨公司，「現代」逐漸成為一種可以被看見、被消費的都市生活形式。

另一方面，1890年至1910年間盛行於歐洲的新藝術運動，則是一場反抗工業化單調大量生產的設計革命。藝術家試圖回到自然，以植物藤蔓、花卉、女性長髮與波浪線條作為裝飾元素，創造充滿流動感與生命力的視覺風格。捷克畫家慕夏（Alphonse Mucha）與西班牙建築師高第（Antoni Gaudí）皆是代表人物。

然而，有趣的是，新藝術的誕生其實與日本有密切關係。19世紀末日本開國後，大量浮世繪與東洋工藝輸入歐洲，引發一股「日本主義（Japonisme）」熱潮。歐洲藝術家從浮世繪的平面構圖、不對稱布局、大膽留白與自然線條中獲得靈感，進一步催生新藝術的形成。換言之，歐洲的新藝術，其實部分源自日本美學的啟發。之後，這些受到日本影響而誕生的歐洲新藝術風格，又重新傳回日本，與明治時代的文明開化結合，形成帶有「和洋折衷」特色的近代商業設計。從百貨公司海報、喫茶店招牌到洋食店菜單，都能看見流線裝飾與現代幾何設計的融合。

而日治時期的臺灣，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脈絡下接觸「現代」。1930年代的台北，已出現百貨公司、唱片行、舞廳、咖啡館與洋食餐廳。菊元百貨、波麗路、喫茶店與流行音樂，共同構成台北的摩登都市景觀。尤其波麗路留下的大量手繪圖樣與菜單設計，更清楚呈現新藝術與近代設計的影響。那些自由延伸的線條、抽象圖騰與幾何構成，不只是裝飾，而是當時台北人對「文明」與「現代生活」的想像。

特別要注意的是波麗路的廣告文案並非委由專業設計公司製作，而是創辦人廖水來親自參與繪製。這代表當時的「現代美學」已不再只是上流藝術，而是深入民間商業與日常生活之中。人們在波麗路聽音樂、吃洋食、閱讀菜單，同時也在學習一種新的視覺文化與生活方式。因此，波麗路的重要性，不只是臺灣洋食文化的代表，更是一座保存1930年代文明開化美學的文化空間。那些看似簡單的線條與圖案背後，其實隱藏著歐洲新藝術、日本文明開化與臺灣都市現代性彼此交會的歷史痕跡。

作者介紹／李東明

日本工業大學建築學博士，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總務長。著有「街屋視野」、「百年街屋」、「百年波麗路」，持續致力於家鄉守護工作。家族世居艋舺西昌街，為渡海來台第十代。父親李正義與波麗路廖賜麟董事長為莫逆，廖董也將其視如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