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麗路保存的日治時期資料中,有一份昭和十二年(1937)十一月十三日的「ボレロ倶樂部」通知,記錄了波麗路喫茶部增設撞球部的消息。這份看似普通的活動邀請,其實是一件非常珍貴的城市文化史料。它不只說明波麗路當時的經營型態,也透露出1930年代台北大稻埕如何透過喫茶店、唱片、撞球與俱樂部活動,逐漸形成一種現代都市娛樂生活。
談到波麗路,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洋食、流行音樂與1930年代台北的摩登喫茶文化。然而,若更深入理解創辦人廖水來的生活世界,便會發現波麗路其實不只是餐廳,更像是一座濃縮近代台北文化品味的「生活沙龍」。除了經營洋食事業之外,廖水來還熱衷於奇石收藏、養狗、重型機車與藝術設計,這些興趣共同構成他獨特的生活美學,也反映1930年代台北知識階層對「文明生活」的追求。
重新檢視波麗路保存下來的老菜單、火柴盒與手繪圖稿等設計文案,會發現它們並不只是餐飲廣告,而是一整套屬於1930年代台北的「摩登設計語言」。那些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交錯的構成、簡化而富裝飾性的圖騰,其實都深受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與後續現代主義設計風格影響,也反映日本明治維新後吸收西洋文化,再傳入臺灣的文明開化歷程。
在研究1930年代台北的現代都市文化時,最珍貴的往往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來自一般顧客留下的隻字片語。這張保存於波麗路的手寫留言,便是一份極具代表性的第一手史料。短短數行文字,不只是一位顧客對餐廳的意見,更透露出當時台北人如何理解「摩登」、「文明」與「都市生活」。
若說1930年代的波麗路,是台北摩登文化的象徵,那麼戰後的波麗路,則是在時代動盪中,重新定義「台灣西餐廳文化」的重要場所。而這一切的核心人物,正是波麗路創辦人廖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