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史料,透露出1930年代台北大稻埕如何透過喫茶店、唱片、撞球與俱樂部活動,逐漸形成一種現代都市娛樂生活。(李東明 翻攝)
這份史料,透露出1930年代台北大稻埕如何透過喫茶店、唱片、撞球與俱樂部活動,逐漸形成一種現代都市娛樂生活。(李東明 翻攝)

在波麗路保存的日治時期資料中,有一份昭和十二年(1937)十一月十三日的「ボレロ倶樂部」通知,記錄了波麗路喫茶部增設撞球部的消息。這份看似普通的活動邀請,其實是一件非常珍貴的城市文化史料。它不只說明波麗路當時的經營型態,也透露出1930年代台北大稻埕如何透過喫茶店、唱片、撞球與俱樂部活動,逐漸形成一種現代都市娛樂生活。

這份文稿一開頭便寫道,值此「北支、上海皇軍武威輝かし、連戰連勝」之際,謹致同慶之意。這是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殖民地臺灣常見的戰時宣傳語言。也就是說,這份文件本身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一方面是戰爭與皇民化氣氛逐漸加深,另一方面,台北的都市日常仍持續運作,人們依然在喫茶店喝咖啡、聽音樂、打撞球、參與表演活動。戰時語境與摩登娛樂並置,正是這份史料特別值得玩味之處。

昭和時代一份「ボレロ倶樂部」通知,顯示當時的波麗路西餐廳不只提供茶點,同時逐漸演變成結合音樂、遊藝與社交的複合式空間。(李東明 翻攝)
昭和時代一份「ボレロ倶樂部」通知,顯示當時的波麗路西餐廳不只提供茶點,同時逐漸演變成結合音樂、遊藝與社交的複合式空間。(李東明 翻攝)

文中接著提到,波麗路喫茶部自開業以來承蒙顧客支持,為了提供更多休閒娛樂,特別在喫茶部旁新設「撞球部」,並懇請顧客如同過去支持喫茶部一般,繼續給予鼓勵。這顯示1930年代的波麗路已不只是供應咖啡與茶點的場所,而逐漸發展成結合飲食、音樂、遊藝與社交的複合式空間。所謂「ボレロ倶樂部」,正帶有日本都市俱樂部文化的意味。更引人注意的是,波麗路為了慶祝撞球部開設,特別訂於十五日晚間八時舉行披露活動,並邀請「日本撞球協會」的彥根玉枝氏前來,表演其精湛的「曲玉」技藝,也就是花式撞球。能邀請日本撞球協會名手來臺表演,足見波麗路在當時大稻埕已有一定的社會聲望與經營規模。對當時的顧客而言,這不只是開幕活動,更是一場可以接觸新式娛樂與現代休閒文化的城市事件。

此外,昭和十三年(1938)的「ボレロ新サロン」廣告,也可與撞球部通知相互對照。廣告中以正式敬語寫道,波麗路新沙龍增設之際,承蒙各界祝賀,店方深感銘謝,並邀請顧客於某月某日晚間七時蒞臨新沙龍,共聚茶敘。文末署名「ボレロ 廖水來」,顯示此一新空間並非單純裝修,而是由廖水來親自出面邀請顧客參與的社交活動。這份新沙龍廣告說明,1930年代末的波麗路已逐漸從一般喫茶店,發展為具有多重功能的都市文化場所。喫茶、唱片、撞球、新沙龍,構成一套完整的摩登休閒體驗。顧客來到波麗路,不只是喝咖啡或吃點心,而是進入一個可以聽音樂、交際、觀看表演、參與聚會的現代空間。這也使波麗路在大稻埕的角色更加清楚:它不是單純的餐飲店,而是1930年代台北人學習現代生活與社交禮儀的重要舞臺。

這份關於波麗路新沙龍成立的廣告兼邀請函,記錄的是1930年代台北現代生活的形成過程。(李東明 翻攝)
這份關於波麗路新沙龍成立的廣告兼邀請函,記錄的是1930年代台北現代生活的形成過程。(李東明 翻攝)

從這些廣告文稿中更能看見波麗路的文化意義,以喫茶、音樂與唱片聞名,店內曾設有高價電蓄音器,並收藏大量唱片。其後又增設撞球部,顯示廖水來經營波麗路時,並不只滿足於「賣餐飲」,而是有意打造一個讓人停留、交際、娛樂、感受文明生活的場所。因此,這些「ボレロ倶樂部」、「ボレロサロン」,真正記錄的是1930年代台北現代生活的形成過程。從喫茶部到撞球部,從唱片音樂到花式撞球表演,波麗路將西洋娛樂、日本俱樂部文化與大稻埕在地消費生活結合在一起,成為台北人學習「摩登」的重要場域。我們可以透過這幾張泛黃廣告單,看見一扇通往1930年代大稻埕夜晚的窗口。看見在戰爭陰影逐漸逼近的年代,波麗路仍以音樂、咖啡、撞球與社交,保存了一種屬於城市的亮光。

本文文字、圖片作者李東明。(李東明提供)
本文文字、圖片作者李東明。(李東明提供)

作者介紹/李東明

日本工業大學建築學博士,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總務長。著有「街屋視野」、「百年街屋」、「百年波麗路」,持續致力於家鄉守護工作。家族世居艋舺西昌街,為渡海來台第十代。父親李正義與波麗路廖賜麟董事長為莫逆,廖董也將其視如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