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麗路保存的大量剪報中,有一篇刊載於昭和十二年七月十日的文章,標題為「大稻埕喫茶街めぐり(二)」,記錄了當時台北大稻埕一帶的喫茶店文化。文章不只是飲食介紹,更像是一篇城市散文,描寫1930年代太平町街區的現代氣息,以及人們如何在喫茶店中感受「都市文明」。這篇〈大稻埕喫茶街巡禮〉中的波麗路,以日文「ボレロ(Bolero)」之名登場,地址標示為「台北・太平町 TEL.4477」。這裡正是日治時期大稻埕最熱鬧的核心街區,也是1930年代台北摩登生活逐漸成形的地方。
談到波麗路,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洋食、流行音樂與1930年代台北的摩登喫茶文化。然而,若更深入理解創辦人廖水來的生活世界,便會發現波麗路其實不只是餐廳,更像是一座濃縮近代台北文化品味的「生活沙龍」。除了經營洋食事業之外,廖水來還熱衷於奇石收藏、養狗、重型機車與藝術設計,這些興趣共同構成他獨特的生活美學,也反映1930年代台北知識階層對「文明生活」的追求。
當我們重新翻閱波麗路留下的老菜單、商業廣告與喫茶店圖樣等日治時期的商業文案,會發現其中經常出現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裝飾與帶有植物感的抽象線條。這些現在來看都覺得相當「摩登」的設計,其實背後連結著兩場深刻影響近代世界的文化運動,也就是日本的「文明開化」與歐洲的「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
重新檢視波麗路保存下來的老菜單、火柴盒與手繪圖稿等設計文案,會發現它們並不只是餐飲廣告,而是一整套屬於1930年代台北的「摩登設計語言」。那些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交錯的構成、簡化而富裝飾性的圖騰,其實都深受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與後續現代主義設計風格影響,也反映日本明治維新後吸收西洋文化,再傳入臺灣的文明開化歷程。
在研究1930年代台北的現代都市文化時,最珍貴的往往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來自一般顧客留下的隻字片語。這張保存於波麗路的手寫留言,便是一份極具代表性的第一手史料。短短數行文字,不只是一位顧客對餐廳的意見,更透露出當時台北人如何理解「摩登」、「文明」與「都市生活」。
若說1930年代的波麗路,是台北摩登文化的象徵,那麼戰後的波麗路,則是在時代動盪中,重新定義「台灣西餐廳文化」的重要場所。而這一切的核心人物,正是波麗路創辦人廖水來。
台灣西餐廳的發展,並不是單一路線,而是從日治時期的「和式洋食」、戰後的「番菜」,再到1970年代外籍主廚與歐式自助餐的出現,逐步形成多層次的餐飲文化。波麗路可說是其中最早且保存至今的重要代表,波麗路延續日本時代台灣眾多和式西餐廳的脈絡,以日式口味與洋食形式奠定老台北人對西餐的初印象,也是日治時期台灣西餐廳中留存至今歷史最悠久的一間。戰後,隨著政府遷台,大批來自上海、北平的「番菜」廚師進入台北,開設中心、自由之家、婦女之家、南美、大華飯店等西餐廳;所謂「番菜」多是中國口味的西餐,與純正歐式料理仍有所差異。
這份戰後初期的波麗路老菜單,已不只是餐廳點菜紙本,而是一份記錄台灣從日治時期邁向戰後社會的重要生活史料。若將前面討論過的日治時期菜單與這批光復初期菜單相互對照,便能清楚看見:台灣人的飲食文化,如何從殖民地時代的「和風洋食」,逐漸轉變為戰後融合美式、西式與本土口味的新餐飲文化。
波麗路餐廳之名「BOLERO」,取自法國作曲家拉威爾 Maurice Ravel 於1928年創作的名曲「Boléro」。這首作品原本是為俄裔舞蹈家 Ida Rubinstein 所創作的芭蕾舞曲,首演於巴黎歌劇院。拉威爾受西班牙舞曲「波麗露」(Bolero)節奏啟發,以簡單卻極具張力的構想,完成了一首在音樂史上極為獨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