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1930年代台北的現代都市文化時，最珍貴的往往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來自一般顧客留下的隻字片語。這張保存於波麗路的手寫留言，便是一份極具代表性的第一手史料。短短數行文字，不只是一位顧客對餐廳的意見，更透露出當時台北人如何理解「摩登」、「文明」與「都市生活」。

顧客意見開頭寫道：「拜啓　貴店は益々御繁盛賀し上げます。」，意思是：「敬啟者，欣聞貴店日益繁盛，特此致賀」。從語氣可以看出，這並非一般隨意塗寫，而是帶有昭和時代正式書信風格的日文敬語。這種語言形式，本身便反映當時受過教育的台北知識階層，已經融入日本近代都市文化中的社交禮儀。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是：「就ては勝手で申し上げますが 大台北市大稲程方面として 一流なるボレロ喫茶店」，也就是：「波麗路確實是台北市大稻埕區域中一流的喫茶店」，這句話的意義非常重要。因為在1930年代的台北，「喫茶店」早已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而是現代都市文明的象徵空間。人們在這裡閱讀報紙、聽唱片、談戀愛、交換資訊，也學習新的生活方式。能被稱為「一流」，代表波麗路在當時台北人的心中，已不只是餐廳，而是足以代表都市文化品味的場所。

而更精彩的部分，是這位顧客提出的建議：「でも有る又不足点が有る為早く申しますと午茶十一時からでも蓄音器をかけ様非常に希望してある。」，意即：「若能從上午十一點開始的午茶時間就可以播放蓄音器音樂…」，這段內容透露出一件極為關鍵的事，1930年代的台北人，已經將「音樂」視為現代喫茶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今天看來，餐廳播放背景音樂似乎再自然不過，但在1930年代，蓄音器(留聲機)仍屬於新興科技與現代娛樂設備。能在公共空間播放唱片，本身便是一種「文明化」的象徵。也就是說對這位顧客而言，波麗路不只是吃飯喝茶的地方，而是一個應該結合音樂、氛圍與都市感官經驗的「現代空間」。他甚至認為若能提早播放音樂，「更能吸引顧客」，顯示當時的人已經開始理解聲音、氣氛與消費之間的關係。這其實正是1930年代台北都市文化的重要特徵，現代消費不只是購買商品，而是購買一種生活感受。

這樣的判讀，也可由當時新聞記事得到印證。〈島都の喫茶店を覗くの記〉一文中，作者觀察台北近頃「喫茶店、ブラボー」興起，並指出近代人以咖啡遊樂、音樂吸引顧客，形成新的都市休閒風景。文中更特別提到，大平町一帶出現帶有美式摩登氣息的喫茶店，並稱波麗路附近的店家與空間氛圍，具有「アメリカンタイプ」的華麗感與熱帶植物、彩光玻璃等裝飾特色。這說明1930年代的台北喫茶店，已不只是喝咖啡的地方，而是結合音樂、空間、裝飾與社交的現代生活場域。

若與波麗路保存的手寫建議信對照，便更能看出當時顧客對「一流喫茶店」的期待：餐廳不僅要有茶點與服務，更要有蓄音器音樂、舒適氣氛與足以停留的沙龍感。新聞記事中的「喫茶店熱潮」，與手寫信中「午前十一時頃から蓄音器をかけ」的建議相互呼應，證明音樂與空間氛圍，早已成為1930年代台北人判斷摩登餐飲場所的重要標準。1930年代正是留聲機、唱片與喫茶店共同構成新的都市 soundscape（聲音景觀）的時代，而波麗路正是這種聲音文化的重要舞台之一。因此，這張留言真正珍貴之處，在於它讓我們看見1930年代的台北人，已不只是被動接受現代化，而是開始主動期待、要求並參與「現代生活」。而波麗路，正是他們心中「文明台北」最具代表性的象徵之一。

作者介紹／李東明

日本工業大學建築學博士，現任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總務長。著有「街屋視野」、「百年街屋」、「百年波麗路」，持續致力於家鄉守護工作。家族世居艋舺西昌街，為渡海來台第十代。父親李正義與波麗路廖賜麟董事長為莫逆，廖董也將其視如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