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重新翻閱波麗路留下的老菜單、商業廣告與喫茶店圖樣等日治時期的商業文案,會發現其中經常出現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裝飾與帶有植物感的抽象線條。這些現在來看都覺得相當「摩登」的設計,其實背後連結著兩場深刻影響近代世界的文化運動,也就是日本的「文明開化」與歐洲的「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
重新檢視波麗路保存下來的老菜單、火柴盒與手繪圖稿等設計文案,會發現它們並不只是餐飲廣告,而是一整套屬於1930年代台北的「摩登設計語言」。那些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交錯的構成、簡化而富裝飾性的圖騰,其實都深受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與後續現代主義設計風格影響,也反映日本明治維新後吸收西洋文化,再傳入臺灣的文明開化歷程。
在研究1930年代台北的現代都市文化時,最珍貴的往往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來自一般顧客留下的隻字片語。這張保存於波麗路的手寫留言,便是一份極具代表性的第一手史料。短短數行文字,不只是一位顧客對餐廳的意見,更透露出當時台北人如何理解「摩登」、「文明」與「都市生活」。
若說1930年代的波麗路,是台北摩登文化的象徵,那麼戰後的波麗路,則是在時代動盪中,重新定義「台灣西餐廳文化」的重要場所。而這一切的核心人物,正是波麗路創辦人廖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