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麗路保存的大量剪報中,有一篇刊載於昭和十二年七月十日的文章,標題為「大稻埕喫茶街めぐり(二)」,記錄了當時台北大稻埕一帶的喫茶店文化。文章不只是飲食介紹,更像是一篇城市散文,描寫1930年代太平町街區的現代氣息,以及人們如何在喫茶店中感受「都市文明」。這篇〈大稻埕喫茶街巡禮〉中的波麗路,以日文「ボレロ(Bolero)」之名登場,地址標示為「台北・太平町 TEL.4477」。這裡正是日治時期大稻埕最熱鬧的核心街區,也是1930年代台北摩登生活逐漸成形的地方。
重新檢視波麗路保存下來的老菜單、火柴盒與手繪圖稿等設計文案,會發現它們並不只是餐飲廣告,而是一整套屬於1930年代台北的「摩登設計語言」。那些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交錯的構成、簡化而富裝飾性的圖騰,其實都深受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與後續現代主義設計風格影響,也反映日本明治維新後吸收西洋文化,再傳入臺灣的文明開化歷程。
在研究1930年代台北的現代都市文化時,最珍貴的往往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來自一般顧客留下的隻字片語。這張保存於波麗路的手寫留言,便是一份極具代表性的第一手史料。短短數行文字,不只是一位顧客對餐廳的意見,更透露出當時台北人如何理解「摩登」、「文明」與「都市生活」。
若說1930年代的波麗路,是台北摩登文化的象徵,那麼戰後的波麗路,則是在時代動盪中,重新定義「台灣西餐廳文化」的重要場所。而這一切的核心人物,正是波麗路創辦人廖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