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麗路的歷史中,曾有一段短暫卻極具時代象徵的改名經驗。二戰時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高漲,殖民地臺灣的社會氣氛也逐漸轉向「去西洋化」與皇民化。原本充滿西洋音樂意味的店名「ボレロ(Bolero)」,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因帶有洋名色彩而顯得不合時宜,於是曾短暫改名為「ミナミ(MINAMI)」。這個改名,表面上只是店名調整,實際上卻反映了戰時臺灣城市文化的壓力。1930年代的波麗路,本來正是大稻埕摩登生活的代表:喫茶、唱片、撞球、西餐、沙龍與洋風設計,共同構成台北人對現代文明的想像。然而進入戰爭時期後,這些「西洋」符號逐漸受到限制,店名、廣告語彙與公共空間的表現,都必須配合時代氛圍而有所調整。
在波麗路保存的日治時期資料中,有一份昭和十二年(1937)十一月十三日的「ボレロ倶樂部」通知,記錄了波麗路喫茶部增設撞球部的消息。這份看似普通的活動邀請,其實是一件非常珍貴的城市文化史料。它不只說明波麗路當時的經營型態,也透露出1930年代台北大稻埕如何透過喫茶店、唱片、撞球與俱樂部活動,逐漸形成一種現代都市娛樂生活。
談到波麗路,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洋食、流行音樂與1930年代台北的摩登喫茶文化。然而,若更深入理解創辦人廖水來的生活世界,便會發現波麗路其實不只是餐廳,更像是一座濃縮近代台北文化品味的「生活沙龍」。除了經營洋食事業之外,廖水來還熱衷於奇石收藏、養狗、重型機車與藝術設計,這些興趣共同構成他獨特的生活美學,也反映1930年代台北知識階層對「文明生活」的追求。
當我們重新翻閱波麗路留下的老菜單、商業廣告與喫茶店圖樣等日治時期的商業文案,會發現其中經常出現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裝飾與帶有植物感的抽象線條。這些現在來看都覺得相當「摩登」的設計,其實背後連結著兩場深刻影響近代世界的文化運動,也就是日本的「文明開化」與歐洲的「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
重新檢視波麗路保存下來的老菜單、火柴盒與手繪圖稿等設計文案,會發現它們並不只是餐飲廣告,而是一整套屬於1930年代台北的「摩登設計語言」。那些蜿蜒流動的曲線、幾何交錯的構成、簡化而富裝飾性的圖騰,其實都深受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與後續現代主義設計風格影響,也反映日本明治維新後吸收西洋文化,再傳入臺灣的文明開化歷程。
若說1930年代的波麗路,是台北摩登文化的象徵,那麼戰後的波麗路,則是在時代動盪中,重新定義「台灣西餐廳文化」的重要場所。而這一切的核心人物,正是波麗路創辦人廖水來。